钱穆（1895年7月30日—1990年8月30日），字宾四，笔名公沙、梁隐、与忘、孤云，晚号素书老人、七房桥人，斋号素书堂、素书楼。江苏无锡人，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。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中国学术界尊之为“一代宗师”，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、国学宗师，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编者按：本文为钱宾四先生对弟子余英时先生的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》（见“阅读原文”）一文的反驳，余先生后来又作了一篇长文（本日第二篇推送文章“‘君尊臣卑’下的君权与相权——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》余论”）委婉回应，三篇文章构成了一段精彩的师生论辩的学林故事，若能连续阅读，体会其中论证逻辑和历史洞见，定能有不少收获。
中國文化有一特徵，即自西周開國，周公制禮作樂，列國諸侯貴族階級，無不受詩書理想之教育。迄於東周，左氏傳所載春秋時代君卿大夫遺聞逸事，嘉言懿行，隨在可證。孔子始在社會講學，百家繼起，戰國諸君，尊賢養士，其風益熾。秦漢一統，封建改爲郡縣，乃有「士人政府」之成立。受教育之士，未必全上政治舞臺，多數隱淪在下；從政受職，亦有高卑；但政府禮賢下士之風，則相承不輟。雖帝王宰相，其對卑職下僚，乃至遁退在野者，亦多崇敬，史不絕書。直迄清代之末，古今一貫，其風猶存。近代國人，則多斥自秦以來兩千年政治傳統爲「帝王專制」，然即以此一政風，加入思考，可知君尊臣卑，乃政治制度所宜然；而士貴王賤，亦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特殊觀念、特殊風氣，有非晚近國人高呼「民主政治」者之所能想像。下文偶舉數例，恕不能詳。嚐鼎一臠，亦庶略知其味。
漢高祖以一泗水亭長，略如當前偏縣小鄕一警察派出所所長。其人本未受良好教育，遇人戴儒冠，則取而溺之。其無禮如此，亦乃表現其一種反抗心理。及其得天下，嘗過魯，乃以太牢祠孔子墓，則其心中己受尊儒感染可知。晚年暱戚夫人，欲易太子。呂后用張良策，卑辭厚禮，爲其子惠帝邀致商山四皓，年皆八十餘。一夕，四皓從太子見高祖，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。高祖怪問之，四皓答。高祖驚謂： 「吾求公等數歲，公等避逃我，今何自從吾兄游？」四皓對：「陛下輕士善罵，臣等義不受辱。太子仁孝，恭敬愛士，故臣等來耳。」事畢，高祖召戚夫人，曰：「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」遂爲戚夫人楚歌，曰：「鴻鵠高飛，一举千里。羽翮巳就，横絶四海。横絶四海，當可奈何？雖有矰繳，尚安所施？」漢高祖畢生在戎馬中，躍登開國皇帝之大位。晚年誅戮功臣，韓信、彭越雖擁廣土強兵，曾不厝懷慮間；乃於此隱遯山林四老人，獨躊躇崇重，爽然自失，內心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壓迫感， 縱以兒女私情，亦不得不翻然改圖。此種心理，實大値後代國人之玩味。
漢文帝召見賈誼，誼年二十餘，文帝大賞異之，欲不次超遷。絳、灌諸功臣言：「雒陽少年初學，專欲擅權。」文帝不得已，出以爲長沙王太傅。歲餘徵見，宣室對語，至夜半，問及鬼神事，文帝不覺自移其座席近賈誼。語罷，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為遇之，今不及也。」又拜爲所愛少子梁懷王太傅。梁王出獵，墜馬死，賈誼亦愧怍而卒，年僅三十三。文帝孫武帝，又召賈誼孫二人任用之，位至郡守。其一賈嘉，最好學，昭帝時列爲九卿。此見文王之不獲任用賈誼，乃爲異世所同情。故武、昭皆著意擢用賣生之後人，而史官又備載其事以傳，又何「帝王專制」之足云！
東漢光武帝，以王莽時一太學生，起兵光復漢室。一時太學同學如鄧禹等，攀龍附鳳，位登宰輔。嚴光獨變名姓，隱身不見。光武心念舊遊，圖其形貌遍國求之，得於會稽釣澤中，安車徵至。光武親幸其館。又引入宮內，論談舊故，相對累日。因問：「朕何如昔時？」光對：「陛下差增於昔。」夜留共臥。欲官之，不屈。歸耕富春山。此一故事，千古流傳。西漢商山四皓，已老年，尙屈赴太子之召，嚴光與光武同學，光武有天下，嚴光尙年壯，慕爲巢父，而光武終物色得之。同榻留宿，情同手足，乃竟放歸。光武在帝位十七年，復加特召，光竞不至。八十卒於家。光武傷惜之，詔下郡縣賜錢穀。中國自秦代亡，而上古封建貴族之王室遂以消失。兩漢之興，皆以平民爲天子；而光武猶能不忘其早年士人修養之情意與風範。明、章繼承，家風家教，益明益顯，較之西漢惠、文二帝猶有過之，而無不及。則「帝王專制」之制度又何由而來？
郭泰亦一太學生，獲見河南尹李膺。膺時名高海內，士被容接，名爲「登龍門」。乃忘其名位，而與泰友善。泰後歸鄕里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，車數千輛。泰惟與膺同舟共濟，眾賓視之， 以爲神仙。自郭泰事，稽之上古，下考後代，中國政府之帝王卿相，以及社會中之士人，其身分階級，可分可合，若即若離。故曰：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又曰：「天、地、君、親、師。」則在全國人心中，「君」、「師」並尊，而士人之爲師，抑猶有高出於爲君之上者，如孔子之爲 「至聖先師」是已。即如漢文與賈誼之宣室夜話，如光武與嚴光之宮內共臥，如李膺與郭泰之同舟濟河，彼等當時之心情意態，豈不從政者忘其尊嚴，而在不自覺中，一如同爲一士人？故中國傳統政治，其中央、地方之政府，盡由士人組成，當名爲「士人政府」。士人則代表民眾，帝王世襲，則利便於廣土眾民一大國之一統。而爲帝王者，亦必深受士人之教育。其中所涵蘊之精義，則有難於詳申者。一誦史乘，事證俱在，亦可不煩詳申矣。
下及三國，天下已亂，但從政階層與士人階層之融和會合，沆瀣一氣，則更深更甚。曹操爲漢相，劉備奔逃流離，窮而歸之，操表以爲左將軍，禮之愈重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。一日，操從容謂備曰： 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備方食，失匕箸。於時正雷震，備因謂操曰：「聖人云：「迅雷風烈必變」，良有以也。一震之威，乃至於此！」兩人皆一世梟雄，此番對話，固是充滿了不同尋常之心情與機變。但其相與之間，亦皆不失一種書生本色。今人讀史，其自身已遠離了中國傳統所醞釀之士人風情，則對此故事，亦將難以體會其當時之眞味。及備去荆州，聞諸葛亮名，三顧於草廬。時亮年二十餘，躬耕於野，固是絕無所表現，而備以漢朝左將軍之尊，並爲舉世群雄所重視，而不惜三度枉駕，乃始得見。兩人從此情好日密。備自稱得遇諸葛，如魚之得水。及備永安病篤，召曉，屬以後事。謂曰： 「若嗣子可辅，輔之。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又爲詔勅後主曰：「吾亡，汝兄弟父事丞相，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。」此等處，豈當以政治體制看？以君臣身分地位看？惟若以中國傳統讀書人間之相往還視之，則尋常可解。
兩晉以下，門第鼎盛，士人階層與政治階層間更形混一。抑且士階層之氣勢地位，尤見爲凌跨在政治階層之上。元帝東渡，登尊號，百官陪列。命王導升御牀共坐，導固辭，至於三四，元帝引之彌苦。導曰：「若太陽下同萬物，蒼生何由仰照？」帝乃止。若謂秦漢以來，中國政治已走上了「帝王專制」一途，則何以到此又忽然冒出門第來， 有此「王與馬，共天下」之形象。大抵南朝諸帝，其朝位固猶踞百官之上，其君臣間之尊卑倒置，則率可以此爲例。
下及唐代，復覩統一盛運，唐太宗尤爲中國歷史上一傑出英明之帝王。高祖武德四年，宼亂稍平。太宗爲天策上將軍，留意儒學，於宮城西作文學館，收聘賢才，杜如晦、房玄齢等十八人，並以本官爲學士。分三番，遞宿閣下，給以珍膳。每以暇日，訪政事，討論墳籍，榷略前載，無常禮。命閻立本圖像，使褚亮爲之贊，題名字爵里，號「十八學士」。在選中者，天下慕向，謂之「登瀛洲」。此在當時，一方面固是一政治集圑，亦可稱爲一革命集圑，而在同時則顯然是一士人集圑。治中國史，討論中國文化傳統及政治體制者，於此從政階層與士人階層之融和無間之一特別形象，誠不可不深加注意。及玄宗開元時，亦仍於宮中含章亭別有十八學士，繪其圖像，皇帝御製贊。嘉話流傳，迄今猶有知者。顧何以於中國古人重視社會群士勝於朝廷百官之此一番遺意，乃漫不加省？言政治則必曰「專制」，言社會則必曰「封建」。惟求以西方名詞，強自誣蔑中國歷史，必求證成中國兩千年來之傳統政治爲無一是處而後快，斯誠不知其用心之何在矣！
宋以下，門第衰絕，群士皆以白衣進，而士之在政府，其氣勢地位乃益進。姑舉神宗一朝之情勢爲例。神宗亦宋代有志大有爲之一好皇帝。惟其當朝有新舊黨之爭。此爲士階層之爭，而爲帝王者亦無奈之何。王安石在英宗朝，已名重天下，士大夫恨不識其面，朝廷常欲授以美官。神宗爲潁王時，韓維爲之講論經義，神宗稱善。韓維曰：「非維之説，乃維友王安石之説也。」神宗即位，乃召安石。初入對，神宗問：「方今治當何先？」安石曰：「陛下當以堯舜為法。」神宗曰：「卿可謂責難於君矣。朕自視眇然，恐無以副卿意，可悉意輔朕。」安石遂大用。觀其一時君臣對話，固皆不失傳統書生氣味。研究一民族之文化，於此等千古相傳神情之常然處，不當不更加以深切之體會。
司馬光與王安石同負盛名，神宗即位，首擢爲翰林學士。光力辭，曰：「臣不能為四六。」神宗曰：「如漢制詔可也。」光曰：「本朝故事不可。」神宗強之，竟不獲辭。在當時神宗意，亦惟知重士尊賢。王安石、司馬光同是當時一名士，在神宗心中，同占重要地位。神宗之重視此兩人，亦由當時群士之公論，神宗固別無私意存其間。此下新舊之爭，則更非神宗所預知。司馬光既不贊同王安石之新政，而神宗則一面信任安石，一面亦仍欲重用光。光曰：「陛下徒祭以祿位，不取其言，是以大官私非其人。」於是神宗終不能不許光之退，然仍不願其離去，乃許其設局繼續編修資治通鑑。司馬光不願居汴京，欲遷居洛陽，神宗仍許其以局自隨。光居洛十五年而書成。劉恕、劉攽、范祖禹，皆許隨局編修。二劉皆有官位，許以原官隨光。獨祖禹僅登進士甲科，未仕，乃寧願犧牲仕途，亦隨光在洛十五年。及通鑑書成，光乃薦祖禹爲秘書省正字。祖禹之得仕，乃違反於當時之政治體制。其時安石尙當國，尤愛重祖禹，乃祖禹竟不往謁。凡此等事，皆當時政治階層中事，但必當從士人階層中之傳統風氣中去求瞭解。若專以政治言，則此等事皆與規章法制無合。惟有深曉於中國文化傳統中士階層之風氣習尙，則上自帝王宰相，下至卑官隱逸，同此一矩矱，同期於趨赴，無足深怪。故劉安世嘗言：「金陵亦非常人，其質樸儉素，終身好學，不以官爵為意，與溫公同。但學有邪正，各欲行其所學，而諸人辄溢恶，謂其為盧杞、李林甫、王莽。故人主不信。」則當時之黨爭，明係士階層中一學術思想問題。故劉安世謂其邪正有別，而宋神宗則雙方兼重。 司馬光在當時，儼然以政府之政敵自居，而神宗始終優禮不稍衰，此又豈「帝王專制」之謂？故凡有志研討有宋一代之政治情勢者，與其求之帝王之身，實不如求之當時之群士，更易直捷明瞭其一切癥結之所在。今日國人，於中國社會四民之首之一士傅統，既漫不經心，則無怪其論中國 文化之一切無當情實，則謂中國乃一「專制政治」與「封建社會」，其又何怪？
王安石在神宗初年，爲經筵講官，又爭坐講之制。其意謂，論職位則君尊而臣卑，但講官所講者「道」，帝王亦當尊師重道。於是安石坐而講，神宗立而聽。神宗對安石之益加尊信，此一事宜非無影響。此亦帝王之尊士，自有其歷史傳統，不得謂乃以助長其專制。安石後，程頤以布衣爲講官，亦爭坐講。正言厲色，又時有諫諍。時文彥博爲太師平章重事，侍立，終日不懈。上雖諭以少休，不去。或問頤：「君之嚴，視潞公之恭，孰為得失？」頤曰：「潞公四朝大臣，事幼主不得不恭；吾以布衣職輔導，亦不敢不自重。」同時司馬光、蘇軾輩，則皆疑頤之所爲。今試以現代人目光評論，又豈得以王安石、程頤爲正， 而文彥博、司馬光、蘇軾之遽爲不正乎？評論一件事，宜可有正反兩面之意見。即如文彥博、司馬光、蘇軾諸人，彼等豈亦贊許帝王之專制？歷史事件，又豈得不精心細究，而輕以意氣加以評判？
在中國歷史上，開國之君與其同時之士最疎隔者，在前爲漢高祖，在後爲明太祖；而明太祖尤甚。但歷代開國，士儒之盛，唐初以外，亦首推明初。明太祖對士人，亦多方羅致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洪武十五年，國學成，行釋菜禮，令諸儒議之。議者曰：「孔子雖聖人，臣也，禮宜一奠再拜。」太祖曰：「聖如孔子，豈可以職位論？昔周太祖如孔子廟，將拜。左右曰：「陪臣，不宜拜。」周太祖曰：「百世帝王之師，敢不拜乎？」遂再拜。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。今朕敬禮先師之禮，宜特加尊崇。」儒臣乃定其儀。
嘗竊謂西方政教分離，上帝事由耶穌管，凱撒事由凱撒管。「神聖羅馬帝國」，乃中古時期教會中一幻想。故在西方政治自成一集團，不如在中國，政治集團即同時爲一士人集圑。中國歷史有孔子，非宗教主，而爲歷代帝王所共尊。中國傳統政治歷代取士標準，亦必奉孔子儒術爲主。「政統」之上尙有一「道統」。帝王雖尊，不能無道無師，無聖無天，亦不能自外於士，以成其爲一君。明汪仲魯朱文公年譜序所以謂：「師道之立，乃君道之所由立。」 但明太祖既得天下，乃私欲尊「君道」於「師道」之上，而遂罷廢宰相制。淸初，黃宗羲《明夷待訪錄》倍加訶斥，以明太祖之廢宰相爲大不道。
近代國人，必斥秦以下歷代政治爲「帝王專制」，則孔子亦不得辭其咎。故民初新文化運動，盛倡民主，「非孔」亦題中應有之義，故有「打倒孔家店」新口號。惟論語、春秋，其書俱在，是否提倡「帝王專制」？二十五史及三通、九通諸書亦俱在，是否其一切制度及其故事皆爲「帝王專制」？義理、考據，兩皆明備。若必以「帝王專制」作定讞，則此諸書，惟有棄置不讀。本篇所舉，乃屬隨手拈例，無當於九牛一毛，亦僅姑妄言之。非必欲回護中國傳統政治，然亦足資必欲鄙斥中國傳統政治者作一參考。
本文原刊载于《联合报》，后收入《晚学盲言》。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。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。选编不易，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，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“勿食我黍”公号。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，请勿复制。点击下列标题，延伸阅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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